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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十字路口的中日关系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日关系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刘江永

 

2012年,野田佳彦内阁内外交困,大选惨败,执政了仅3年多的民主党下野,把中日关系改善的难题留给了自民党的安倍晋三。从总体看,中日关系的改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既有远虑也有近忧,还可能出现反复和起伏。从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抬头的趋势看,中日关系前景不容乐观。如何防止中日关系进一步滑坡,是中日两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民间是基础  政府是关键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两国政府把这一年定位为“国民交流友好年”。本来中日双方应在认真总结40年来两国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谋划如何共创未来,而遗憾的是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及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活动,激起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慨,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受到严重干扰。其实,中日两国民间友好有着深厚的基础,而以日本国内政治思潮为背景的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及错误做法才是导致民间感情恶化的根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23年里,日本民间就有要求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强烈愿望,但直到1972年田中角荣执政后两国才实现这一目标。在中日双方没有建立官方关系的时候,中方通过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最终实现官民并举,这是成功的。

但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这种做法就未必完全适用。因为主导中日关系的关键角色是政府而非民间。40年过去了,由于钓鱼岛问题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双方曾经就搁置这一争议达成政治默契和共识,中日关系并未受到这一问题的严重干扰。但是,围绕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时有摩擦。可以说,这是中日关系中一个不正常部分,而依靠民间是难以解决领土问题的,政府负有关键责任。

冷战后的中日关系有个规律: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必定导致中日政治关系恶化,而中日政治关系恶化便会导致两国国民感情恶化,并造成中日经贸关系和人员交往下滑。

2012年的中曰关系就没有逃出这个规律,今后亦然。因此,了解规律才能看透日本,才能真正知道如何同日本打交道。当前的日本政治思潮与中日关系和21世纪初相比,至少有以下几点不同:

其一,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集中表现在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而这次则主要表现在钓鱼岛领土争议问题上。这个局部的敏感问题牵涉到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问题、战后国际秩序问题、中日地缘战略问题、东海划界问题、两国经济与安全利益问题和两国民族感情问题,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正因如此,石原慎太郎之流才大肆利用这个问题,而一旦右翼势力上台,必定在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等历史问题上进一步发起挑战。日本政府特别是防卫省则把钓鱼岛问题作为应对中国海洋战略的关键一环,从而加强针对中国的强硬姿态和实际部署。

其二,有关靖国神社问题特别是参拜的做法在日本国内是有较大争议的,而围绕钓鱼岛问题的立场在日本国内则比较一致。尽管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根本拿不出站得住脚的依据证明这些岛屿是日本的所谓“固有领土”,但日本备政党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一致。中方由于长期采取“搁置争议”的立场,所以也未就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向国内外做充分、细致、广泛、不懈的说明。领土主权问题最容易造成国内民众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施的倾向,在这一点上,中日两国都不例外。

其三,21世纪头一个10年,由于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两届内阁的出现,日本政治右倾化受到一定抑制,出现“逆右倾化”或“脱右倾化”的短暂趋势,中日政治关系和中日民间感情都有明显改善。遗憾的是,民主党发生内部分裂,菅直人、野田佳彦两届内阁不仅没能顶住国内政治右倾化的逆流,反而随波逐流。

20121216日举行的日本大选结果揭晓,在480个席位的众议院中,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获得294席,取得稳定的执政地位;以野田佳彦为首的民主党只获57席,再度沦为在野党;以石原慎太郎为首的日本维新会,获得54席,成为最大的日本右翼政党;以山口那津男为首的日本公明党获得3 1席,暂时维持了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地位。20137月,日本将举行参议院选举,如果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再度获胜,占据参议院2/3以上多数议席,安倍晋三内阁势将谋求修改日本宪法,主张行使与美军联合作战的“集体自卫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日本政治右倾化继续膨胀,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日关系的前景绝对不容乐观。

第四,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日两国国际地位发生根本逆转,两国互视心理发生变化,需要“调试”与“磨合”。2000年,中日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2万亿美元和4.7万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3.9倍;2010年,中国为5.9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按目前速度发展,加之人民币升值而日元贬值因素,再过1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远远超过日本。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担心中国国防力量随之大幅增强,因而要早下手与美国形成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联防态势,并拉拢它认为一切可以利用的国际力量制衡中国,包括印度、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尽管中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济质量科技水平等方面还远不如日本,但也被美国视为其全球霸主地位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的战略本能决定了其重返亚洲加强在亚太军事存在,在军事上力挺日本。

然而中国国内一些人对上述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和中日两国国情的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出现盲目自信甚至情绪化的过激言行。结果被日本右翼势力利用其制造“中国威胁论”,误导日本民众,从而恶化了两国关系,捞取了更多选票。

在上述两国国情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加强中日民间交流是重要的,但这个基础已经受到日本政府错误政策做法的严重损害。原先预定的一些政府和民间的友好交流计划被迫中断或延期就是例证。

中日两国政府能否统筹协调正确决策共同增加并释放促进中日关系改善的“正能量”,是中日民间感情能否改善的关键。日本政治右倾化是干扰和破坏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一股“负能量”,它积蓄、释放的能量越大,中日政治关系和国民感情受到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因此,要改善中日关系就必须扶正压邪,特别是两国政府要更多地释放推动两国关系的“正能量”。另外,中日两国的“网络民族主义”也会对政府决策形成一定影响,因而政府如何排除负面影响,进行正面引导也是十分重要的。

二、经济是基础  政治是关键

有种观点认为,经贸关系发展使国家间相互依存加深,政治关系就可以得到改善。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数据统计显示经济关系虽然是中日交往的基础,但中日两国民间感情的变化与经贸关系好坏的关联性并不强。例如2011年中日贸易总额比1972年增加了311倍,但两国国民彼此的好感却反而大幅下降;1980年两国彼此有好感的民众曾接近80%。而如今则相反。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印证并将继续印证这一规律:中日关系可能由于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而出现“政冷经热”的矛盾现象,而如果中日政治关系持续恶化,将导致“政冷经冷”。

因此,如果日本的经济界、企业界只顾在中国赚钱而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熟视无睹,不热心推动中日友好,甚至支持日本右翼上台,最终失去的将是自身在中国市场有利的商业竞争环境。其表现形式之一是日本企业为规避在华投资风险而转移到泰国、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然而,在华经营多年的日本企业一旦离开了中国再要回来就没那么容易,因为中国的地价水平与10年前已完全不同,而10年后与现在肯定又不一样。其结果必将是,日本近30年为改善中国的基础设施而付出的努力,到头来等于为美国、欧洲、韩国、东盟等商业竞争对手做嫁衣。日本政局变动导致国家对华战略错乱,给本国企业带来巨大麻烦,这种案例在世界上是很罕见的。

2011年中日贸易额为342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1%2012年中日经贸关系本来应该取得更大发展,由于受到中日政治关系的影响而下降,特别是野田佳彦内阁910日宣布“购岛”后不仅没有在钓鱼岛问题上捞到任何便宜,反而使日本经济特别是旅游业及其相关的企业,蒙受严重打击。中日关系下半年陷入明显的“政冷经冷”局面。

2012年上半年,中国大陆游客约占外国赴日游客的24.5%。尽管中国政府并未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但野田内阁宣布“购岛”,使正处于回升势头的日本旅游业遭受的打击比福岛核电站事故更大。这直接导致中日之间航空班机的大量停飞。据报道,由于日本国内反华活动及旅游环境恶化等因素,造成中国2012年“十一”黄金周期间,约有10万中国游客取消原本预定赴日旅游行程。中国赴日游旅行社总退团率逾40%。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9月至11月有2万人取消了预定的航班,往返合计4万人。日本长崎到上海的航班年内停飞、7月刚恢复的仙台到长春和上海的航班暂时停飞、那霸到北京和上海的航班在1027日前停飞。

日本企业和商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巨大。日本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协会统计显示,日本国内电子零部件厂商对华销售额在2011年度为8320亿日元,占整体销售额约25%,占海外销售额约4成。日本机床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在日本机床订单总金额中,2成以上的每月200亿—300亿日元都是对华出口。这一数字在2007年还不到1成。日本汽车厂商一直努力开拓中国市场。《日本经济新闻》称,201 2年,日产公司的全球汽车销售目标为5 35万辆,其中中国占2 5%。本田公司、丰田公司在华销售比例预计分别为18%.11%。日产的合并净利益中,中国业务所占比重将达30%以上,丰田和本田也已超过10%

然而,由于受到中日政治关系冷却影响,2012l-7月,日本对华出口金额比上年同期减少6.6%8月至11月同比减少12.4%,估计日本全年对华出口可能减少9%以上。20128月,日本六大汽车厂家在华生产量环比平均减少8.4%。同期德国、美国、韩国品牌汽车销量则同比增加25%19%12%。日本政府宣布“购岛”导致日系商业设施和工厂在中国经营环境急剧恶化。日本对华汽车出口额20129月同比减少44.5%10月同比减少82%11月同比减少68%,同期日本汽车对华零部件出口也分别下降17.5%28.1%43.5%,超过2011年日本大地震的影响。据日本大和总研测算,如果日本汽车相关产品出口停止1个月,将损失3002亿日元。

中国政府和各界对野田内阁“购岛”行为表示了强烈义愤,表明了举国在捍卫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坚定意志与决心。2012年中日政治关系恶化到冰点,导致持续了37年的日本经济协会访华代表团行程被延期,中国银行等中国四大银行甚至缺席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京召开的年会。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所罕见的。

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但从总体上看,中日经贸关系相互依存结构已发生改变,日本将蒙受更大损失。2000年日本对中国大陆出口占日本出口贸易的6.3%,居美国、中国台湾省及韩国之后,排在第四位;从2009年起日本对中国大陆出口超过美国,中国成为日本最大海外市场,2011年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占日本出口的19.7%2000年日本从中国大陆进口占日本进口贸易的14.5%,居美国之后,排在第二位;从2005年起日本从中国大陆进口超过美国,居第一位,2011年从中国大陆进口占日本进口的21.5%

对中国来说,日本的经贸地位则大为下降。1993年至2003年,日本曾是中国最大贸易对象国。小泉纯一郎上台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政治关系恶化,在中国的外贸伙伴中,日本的排位从2003年到2011年,先后被欧盟、美国、东盟超过,已沦为中国外贸伙伴的第四位。目前,中日贸易每年比中美贸易少1000亿美元以上。如果中日政治关系长期恶化,即使中日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中日经贸关系也不可能取得较大发展。照此下去,未来3年中韩贸易量就可能超过中日贸易量,日本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还会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中日贸易受到的影响并非中国政府对日发动贸易制裁措施引起的,而主要是中国民间自发的“抵制日货”行动造成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生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市场经济的法则是商家必须讨得消费者的认同和购物乐趣。尽管日本商家为此而挖空心思,大量投入,而日本政府在钓鱼岛和历史问题的任何一个错误做法都可能激起中国人的民愤。日本对华商品出口就必然遇到无形的贸易心理壁垒。总之,对于中日关系来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才是关键。

对于中国来说,一些人盲目抵制日货是不理智的,也不可能解决中日之间的领土问题。2010年,中国加工出口占外贸出口约47%,其中从日本进口的中间产品占全部中间产品进口的18.7%,居第一位。截至2010年末,日本在中国共有22307家企业,占中国全部外资企业的16.1%,为中国直接和间接提供的就业人数超过1000万个,其中汽车业约17万人、电器行业约16万人。

因此,中日经贸合作的环境恶化,对中国经济也会产生不利影响。20129月中国一些城市发生少数人借“爱国”为名,在针对日本的游行中搞打砸抢等违法犯罪活动,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的。中国在坚定不移地维护领土主权的同时,将坚持改革开放、互利共赢,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努力推动中日政治关系与经贸关系同步改善,相互促进。当然,日本企业或个人若有损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也必将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法律的制裁。

三、利益是基础  决策是关键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做法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21世纪初,由于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政冷经热”。2006年中日关系开始走出谷底,通过“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等两国高层互访,实现了两国政治关系的转圜与发展。但遗憾的是,2010年中日关系又因钓鱼岛争议和日本出台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而急剧恶化,且回暖乏力。2012年野田内阁”购岛“导致中日关系跌入谷底。这些都说明,利益是基础,而决策才是关键。总体来看,导致日本对华做出错误决策的因素有几点;

1.国内因素——政治右倾化

所谓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日本右翼势力及其主张在日本政界渐占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政治倾向。冷战后,即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苏联解体,美苏对抗的局面不复存在,日本国内保守势力与革新势力对立的格局也就随之消失,保守势力开始主导日本朝野。保守势力内部的右翼势力受到的制约下降,迅速崛起。2001年小泉纯一郎执政以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不断发展蔓延。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同中国较劲,日本国内对此有很大的分歧。小泉越搞越孤立,也导致中日关系由“政冷经热”走向“政冷经凉”。小泉下台后,日本右翼势力又开始制造新的中日摩擦,凸显其存在。在此背景之下,钓鱼岛问题成为激发民众认同日本右翼观点的“绝佳”议题。

20109月,中日船只在钓鱼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日本新的右翼团体“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宣告成立,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以达反华目的。他们也反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政府太软弱。2010年,他们曾高喊”打倒极左的菅直人内阁”的口号。因为时任菅直人内阁最后放回了被扣的中国船长。那段时间,该组织几乎每周都会在东京重要的地方举行反华游行;他们还在网络上发帖,召集日本人登钓鱼岛,去钓鱼岛海域搞所谓“钓鱼比赛”等。

近年来,日本防卫省在日本对外决策中的影响力上升。2007年安倍晋三执政期间,日本防卫厅被升格为防卫省。由此,防卫大臣就可以出席内阁阁僚会议,尤其是涉及对外关系的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在安全领域的“中国威胁论”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一个基调。日本对华政策,在经济方面加强合作,获得实惠;在安全方面,尤其是涉及领土争议的问题,则警惕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认为中国是日本安全防卫的重要对象。日本就是要利用“中国威胁论”来增强日本军事力量,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可见,日本的对华政策充满矛盾。这种扭曲的日本对华政策必然导致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热”的扭曲现象,最终滑向“政冷经凉”。

另外,近年来日本“网络右翼”兴起。一些人利用互联网建立网站或者通过社交网站,发布反华、反韩的极端观点、消息和图片。据报道在日本右翼网站注册的人目前大约有10多万人。这些人主要来自日本底层的年轻人,有的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有的成天泡吧。如果网络右翼现象持续发酵,那么必将使日本与邻国的关系雪上加霜。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一贯采取敌视中国的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再也按捺不住了,公然宣布募捐购买钓鱼岛。这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掀起的又一股恶浪。当时执政的野田佳彦内阁不仅没有顶住这股恶浪,反而随波逐流,宣布政府“购岛”。这正中石原下怀,最终导致野田内阁倒台、民主党也下台的结局。

2.国际因素——美国“重返亚太”

中国被视为未来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挑战者。利用中日矛盾坐收渔利,是美国的必然选择。美国一方面表示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特定立场,另一方面又在军事方面替日本撑腰。2010年以来,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多次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结果导致日本政府误认为可以借助美国军事介入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20121129日,美参院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决定:在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加入一条补充条款,规定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对象。126日,驻日美军总司令萨尔瓦托雷·安赫莱利亚答记者问时表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都是有利的,但只要政府下令,我们为日本作出防卫合作的准备是充分的。

其实,《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规定:“在日本国施政下的领土内,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和手续,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中国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美国把钓鱼岛的施政权非法交给日本。况且,施政权也不等于主权,美国从未承认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这等于美国从未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因此,钓鱼岛就根本不具备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基本要件。而且,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3.思想因素——缺乏政治哲学

当时的野田内阁主要成员及日本一些官僚与其说是缺乏执政经验,不如说是缺乏政治家或决策者应有的哲学头脑,显得僵化、顽固而又不通情达理。

就钓鱼岛问题而言,中国是有哲学的,即把主观认定与客观现实区别对待。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表示:“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由此可见,邓小平是充满哲学智慧的,他把中日各自的主观认定与客观对立、局部与整体、当前和长远分开考虑,所以他提出了很有智慧的见解,并得到日方的赞成,化解了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实现了中日两国局部利益对立与总体友好的平衡。

如今,日本方面则说“不存在领土争议”,但是实际上中日之间的领土争议问题是客观存在,而且已经形成严重的外交问题,引起两国民众感情对立,甚至可能引发局部冲突。野田无视中日之间客观存在的这一矛盾,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是导致矛盾尖锐化和中日关系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

日方宣称这些岛屿是日本的领土,而中方同样强调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不容置疑。野田内阁“购岛”后,中国执法船巡航实现了常态化。中日双方在钓鱼岛海域实际上形成对峙局面,日本所谓对钓鱼岛的实际管控局面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钓鱼岛的争议不仅存在,而且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维护领土主权问题上,中日两国立场对立,要取得单方绝对获益,或许只有通过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并给两国子孙后代留下新的民族仇恨。懂得老子哲学,就知道阴阳相互转化、得与失的关系,就不会谋求单方绝对获益,而是能够在局部争议上争取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共同营造两国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若没有哲学头脑而只盯着本国利益,必定会造成局部利益对立,干扰两国关系大局。

201210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等人指出:中日在1972年邦交和1978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有过共识,邓小平曾与日本人商量好就钓鱼岛争端由下一代人去解决。这种搁置争议的做法长期以来对钓鱼岛问题起到了管控和稳定的作用。此次紧张局势升温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挑起的,但政府有责任使局势回到稳定的局面。

4.误判因素——低估中国的反制措施

2012513日,野田访华期间,温家宝总理曾就钓鱼岛问题表明了中方的立场,而野田置若罔闻。99日,胡锦涛主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当面向野田表示: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面临严峻局面。日方采取任何方式“购岛”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在维护领土主权问题上立场坚定不移。日方必须充分认识事态的严重性,不要一再作出错误的决定,而要同中方一道维护中日关系发展大局。然而,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于2012910日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中国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不会坐视领土主权受到侵犯。如果日方一意孤行,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日方承担。中国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划定并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当天紧急召见时任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就日本政府非法“购买”钓鱼岛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也向日本外务省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并递交了抗议照会。原定于927日举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庆典等纪念活动被迫中止。

当时的野田内阁顽固坚持错误立场,等于向中方发出海上执法巡航的“请柬”。2012914日,由中国海洋局6艘海监船组成的两个维权巡航编队,抵达钓鱼岛附近12海里海域。这是中国政府宣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后,首次在该海域巡航执法,宣示中国对钓鱼岛周边海域的管辖权。中国海监船编队已在我钓鱼岛海域开展了连续5个多月的例行维权执法巡航;1213日,中国海监飞机飞临钓鱼岛上空,配合中国海监船巡航;翌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东海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划界案。

野田坦诚,中方的措施是他没有想到的。为什么没想到7因为他自以为中国更加担心石原慎太郎“购岛”会给中日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最终可能默认日本政府“购岛”和“国有化”。于是,野田表示,日本政府“购岛”是为“维持平稳而稳定的管理”,以免右翼登岛给中日关系带来麻烦,希望中方理解。然而,日方所谓“平稳而稳定的管理”,实质上是要利用“时效取得领土原则”(简称“时效原则”)永久占有钓鱼岛。

野田内阁一厢情愿的侥幸心理低估了中国捍卫钓鱼岛主权的决心与能力。既然野田否认存在钓鱼岛领土争议,中国单方面恪守“搁置争议”已不现实,只能与时俱进。在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只有针锋相对地做斗争,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而出动海监船及渔政船在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就是中断日方以“时效原则”占有钓鱼岛图谋的有效措施。

5.根本因素——没有证据还逞强

中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摆事实、讲道理初见成效。2012925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白皮书《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系统完整地说明了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对此,日本陷入两难困境:如果不发声会显得理屈词穷,但如果予以反驳,在客观上反而使国际社会都认识到中日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的争议确实存在。

针对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摆出的有力证据,日方无计可施,欲盖弥彰。只能借助日本右翼势力的一套说法,强词夺理。然而,这些都是无济于事的。日方的三点错误主张如下:一是1920年中国驻长崎领事颁发给日方搭救中国渔民的“感谢状”,提及“八重山郡尖阁列岛内和洋岛(即钓鱼岛)”。然而,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这类所谓“证据”其实都不足为据。二是1958年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集》中把“尖阁诸岛”划在冲绳范围。不过,这版地图的扉页上已注明:部分中国国界是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绘制。在1956年中国出版的《世界分国图》中,冲绳并不包括钓鱼岛。三是195318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文章称琉球群岛包括“尖阁诸岛”。经查,该文是一篇编译自日文材料的无署名“资料”。文中“嘉手纳”被按日文发音翻译为“卡台那(译音)”即是证明(《琉球群岛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见《人民日报》195318日第4版)。故该根据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有关钓鱼岛归属的立场。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日本外务省197238日称,中国在1970年下半年发现石油后才主张拥有钓鱼岛。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因为早在1970518日《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强烈谴责了佐藤荣作内阁企图利用美国在黄尾屿、赤尾屿设立靶场证明日本拥有钓鱼岛的图谋,称之为“侵略有理”的强盗逻辑。而日本外务省在19723月以前,并未就钓鱼岛主权问题发表过统一的正式见解,这一充满错误、谎言与诡辩的声明,现在仍被日本政府沿用。这是导致日本外务省及日本政府错误决策的根本因素之一。

6.概念因素——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曲解

二战后,决定中日领土问题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国际法基本文件是,1943年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即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和贪欲所获取之所有土地。”《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9459月日本签署的《日本投降书》第六条规定,“余等为天皇、日本政府及其后继者承允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之条款。”

19729月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19788月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规定:“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这是中日两国政府和立法机构共同确认批准的国际法框架和国际关系准则,日本根据本国宪法必须执行。钓鱼岛问题应该而且必须放在这一战后国际秩序的框架内理解和解释。既然如此,日本就理应将钓鱼岛等岛屿归还中国。

然而,日方则片面强调战后国际秩序应以1951年《旧金山和约》为基础。而这种错误认识,是在冷战时期——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形成的,早就遭到中方的驳斥,根本不成立。例如,日本外务省197238日《外务省关于尖阁列岛领有权问题的基本见解》称:“尖阁列岛(中国的钓鱼岛)也未包括在根据旧金山和约第二条日本放弃的领土之中,而是根据第三条作为西南诸岛的一部份置于美国的行政管理之下,包括在根据去年(1971年)617日签署的日美有关琉球诸岛及大东岛协定归还我国施政权的地域之中。”日方称,美国将托管地区交给日本,就自然是日本的领土。这种以日美条约及协定作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观点,完全无视中日之间四个政治文件的政治和法律约束力,是日美主宰东亚图谋的一种表现,根本站不住脚。首先,中国的领土不能由日美两国的条约或协议来决定。美国根本无权将中国领土钓鱼岛转交日本。其次,《旧金山和约》草案刚一出笼,当时的中国外长周恩来便发表声明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国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1952年日本政府就《旧金山和约》第三条的地理概念所做解释为:“历史上的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群岛(没有经度和北纬以北的底线),大体是指旧琉球王的势力所及范围”,而古代琉球国则从未把钓鱼岛作为琉球的一部分,《旧金山和约》也未提及钓鱼岛,仅按笼统的一个纬度划定领土或国界是根本不足为据的,把别国领土划入本国更是非法的、无效的。

针对上述问题,中方需要加强对日本各界有针对性的说明,包括对美国等其他国家及国际媒体的说明。不断提高说明的水平和质量,加大说明的力度、深度、广度与频率。打铁必须自身硬。为此,中国人首先要加强学习,提高说明的能力。只有真正了解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历史与法理依据,才能对日方的误解偏见和诡辩能予以有力的说明与驳斥。

实际上,在通常情况下有针对性的说明跟不说明效果大不一样。说明绝不等于说服,而是使对方了解更多的事实,产生思考和处理问题的平衡感,化对立情绪为合作意愿。我们也不能由于暂时不能说服对方而放弃自己说明的权利。只要是中国公民,都有责任了解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历史与法理依据,必要时可以向国际社会及日本公众加以说明。这是缓解乃至最终解决中日领土争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如果只是空喊“爱国”、“开战”,而被问到钓鱼岛为什么是中国的却说不出所以然,既不可能有效地捍卫钓鱼岛主权也不可能处理好中日关系。所以,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就是要为捍卫中国的领土主权、海权而认真学习,为中日两国的世代友好而扎实努力。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外交上的理性和平衡,才能更好地维护好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安全。

为此,我们的电视台、报纸等主流媒体应该而且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应避免在相关问题上为追求收视率和发行量而突出军事方面的渲染或误导。中国的中小学教科书也可在语文、历史或地理部分讲述相关知识。例如,1807年清朝赴琉球册封使齐鲲诗作《航海八咏》中,就有以钓鱼台、赤尾屿为题的美好诗篇,其中还写下琉球海上边界的姑米山(今久米岛),充分说明了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齐鲲《姑米山(此山入琉球界)》云:“忽睹流虬状,西来第一山。半天峰断续,八岭路回环。海雾微茫里,船风瞬息间。球人欣指点,到此即乡关。”这说明,古代琉球人也认为钓鱼岛等属于中国,而到姑米山才进入琉球国界。琉球国作为中国明清两代的藩属国(并非中国的领土)与中国保持了500年的友好交往史,期间曾于1609年遭到日本入侵,其后于1872年被日本改为琉球藩,1879年改称冲绳县,彻底吞并。可见冲绳都不能说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更何况本不属于琉球的钓鱼岛呢?

当然,国际关系不可能一厢情愿。对于未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的发展趋势,我们还要密切关注。特别是在中国实现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常态化的情况下,我们更要通过全面、客观、不懈地向日本各界说明钓鱼岛的事实真相和中方依据,才能避免日本右翼势力继续利用钓鱼岛争议煽动日本民族情绪并在未来选举中再度得手。

四、国力是基础   机遇是关键

伴随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发展,未来中日关系还会发生变化,甚至进一步恶化。但是,如果安倍晋三处理得当,危机也可能成为转机。中日钓鱼岛问题这一棘手难题若能处理得好,中日关系就有可能突破瓶颈,使两国交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安倍执政后手中握有改善中日关系的机遇。安倍在2006年第一次执政时实现了中日关系的“破冰之旅”,曾为两国关系转圜做出过贡献并表示上任后将致力于改善两国关系。引起中日关系恶化的日本政府“购岛”事件是野田内阁所为,日本广大国民特别是经济界希望改善两国关系,未来安倍有机会做些调整。

2013年是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35周年,中日双方可以抓住这一时机重温禾口确认条约精神,把握两国关系发展大方向。新的一年是中日两国新的领导人开启本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元年”,如何开好局事关未来中长期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的大局,两国民众大都期待新的领导人上任后首先能互示善意,给东北亚注入正能量。1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见了日本特使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习近平表示,中国政府重视发展中日关系的方针没有变化。事实证明,两国间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应坚持遵守。山口回应表示,作为日本联合执政党之一,公明党将继承和弘扬日中友好传统,促进两国交流与合作,推动通过对话妥善解决有关问题,为改善和发展日中关系做出积极努力。山口还向习近平转交了安倍的亲笔信,为实现中日关系再度转圜铺路。

第二,美国态度对安倍的对华外交影响较大,中方需抓住机遇,与美国就日本问题多沟通。安倍对华战略思路是:把中国作为日本21世纪外交与安全的最大课题,企图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并从中国周边地缘矛盾中寻找针对中国的合作伙伴。这或许令美国对华强硬派感到兴奋。安倍上任后需要确定的,或需要美国明确表态的是,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此后安倍才能决定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怎样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态度仍将是影响日本对华外交决策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第三,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日不会爆发战争,但有可能发生不测事态,中国必须抓住战略机遇期,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在钓鱼岛问题上,野田曾鼓吹出动自卫队,但充其量目前只是作为警察活动的警告射击,而超越这一点使用武力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日本自卫队只有在其人员和装备遭到直接攻击时,才能使用武力还击。现阶段,日本必须遵守的国内法和国际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日本的危险性恰恰在于今后可能突破这些法律体系。

除了日本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战争力量及交战权的否认)规定外,日本宪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本宪法为国家的最高法规,与本宪法条款相违反的法律、命令、诏敕以及有关国务的其他行为的全部或一部,一律无效。”第二款规定:“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必须诚实遵守之。”日本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必须遵守以下国际条约及业已确立的国际法规。否则,日本将既违反国际法又违反本国宪法。

其一,《联合国宪章》中明确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其二,《美日安保条约》第一条规定:“缔约国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通过以和平手段解决各自的国际纷争,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正义。即便是为了保持领土完整和政治的独立,也应该慎重使用以武力威吓,武力行使及与联合国的宗旨不相符的方法。”

其三,《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如果日本在钓鱼岛部署军事设施,或在钓鱼岛问题上出动自卫队与中国较量,无异于使用武力威胁解决国际争端,既是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践踏,也是无视《美日安保条约》第一条的表现,并直接违反日本宪法第九条和第九十八条,因而不具有任何合法性。日美两国反复强调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即一旦钓鱼岛发生冲突,美军将驰援日本。其实,如前所述,这根本靠不住。我们坚持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也要看到钓鱼岛问题的复杂性。历史上,日本利用甲午战争窃取钓鱼岛后,借助殖民统治台湾占据钓鱼岛50年;二战后美国占领钓鱼岛并部署靶场27年;1972年美国把钓鱼岛管辖权交给日本40年来,中日围绕钓鱼岛争议一直存在,日本把钓鱼岛纳入日本的所谓“航空识别区”,进行海空立体巡航。只要我国军机或执法飞机飞越春晓油气田上空时,日方战机都会紧急升空。2011年,日本战机紧急升空针对中国大陆约150次,占当年紧急升空总数的37%20121213日中国海监飞机出现在钓鱼岛上空,日方战机紧急升空应对。日本媒体报称,这是中国飞机自1958年以来首次闯入“日本领空”。这种情况今后还会发生。

钓鱼岛问题是甲午战争历史遗留下来的中日领土争议问题。中国在1840鸦片战争后国力衰落、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而日本通过1868年明治维新崛起,开始对外扩张。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爆发的。因此,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断增强综合国力。这样,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海权问题上才能采取有实质意义的步骤和措施。

同时,我们不能认为,只要我们有实力,我国实力要比日本大几倍,日本就会乖乖听我们的。这种情况在中日两国的历史过程中从未出现过。历史上日本发动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几乎都是在实力弱于对手的情况下,利用对方内部矛盾与乱局而采取偷袭的方式,最终导致日本对邻国的加害和大和民族的悲剧。

总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毗邻而居,和平发展才是真实的共同利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一去不复返,中国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日本也难以复活战前的军国主义。只要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中日关系就大局可稳。

附件:处在十字路口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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